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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不断的制度震荡,民营企业正像毛泽东早就看透的一样,只能“软弱、动摇和摇摆”。可选择的生存之道无非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迎合共舞、舍财求证,或者被动适应、保命留财,最后实在不行,“走为上”,移财移民、海外发展。
选择一:实业救国
第一种选择,其实不是在今天而是在1895年到1949年。当时的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在他们的事业中坚定地践行着“实业救国”的理念,他们是民国企业家的标杆和样本,称为当时企业家效仿和追随的偶像,为民营企业树立了学习榜样。那时候,实业是工具,救国是他们的社会理想。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士绅们对工商世界的一种精神转型,“这种不是来自古典时代的商人,也不是来自买办和洋务前辈。这些企业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政治家有着同样的精神结构,只不过,他们是用企业来作为实现自己社会政治理想的工具”(高超群语)。拿张謇来说,他对当时清末的腐朽体制绝望,认为“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于是走到体制外,下海经商,“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清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之后,他历尽艰辛,通过办企业,成功地带动南通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不仅办实业,为股东赚钱,坚持民营为主,规范管理,而且大量兴办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事业,一时之盛引来许多效仿者,其中不乏被后世亦奉为楷模的卢作孚和荣氏兄弟。除此之外,张謇还积极参与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带领企业家阶层组织预备立宪工会,发起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制,建立责任内阁。辛亥革命后,他还弃商从政,出任孙中山政府的实业总长、袁世凯北洋政府的工商总长与农林总长,“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代言”(马敏语)。
今天的民营企业中的九二派,或者可以与当年的绅商(亦称士商)张謇等相类比,在改革开放的大变局中,不仅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有同样的使命感和精神结构,而且抱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创办实业,参与社会建设,投身公益。问题是今天的现实能否给他们一个不同于张謇和卢作孚的前提与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