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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企业家退休:企业家与资本家关系的视角

2013年05月21日 13:23 来源: 东方早报 【字体:

  最近一些企业家,特别是马云史玉柱退休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有人说他们的退休完成了从企业家到资本家的蜕变。企业家角色的转变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企业家与资本家难区分

  企业家和资本家都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概念,但是让人惊讶的是,在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却难以找到他们的位置。究其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生产函数理论为基础的,资本家被资本这一要素替代,而企业家不进入要素,事实上已经被抽象掉了,因为主流经济学设想市场会自动地配置资本等要素。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完全是由给定的外部约束条件控制,而并不是企业家在那里决定厂商的行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忽视了企业家和资本家,因此也就更谈不上对两者关系的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是有资本家的概念,但也是把资本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来对待,只是资本的化身。相较于资本家,企业家在经典的古典经济学著作中更是难觅踪影,无论是在斯密、李嘉图,或是在穆勒的作品中,都几乎找不到他们对企业家的论述,这对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要认识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关系,就必须把他们还原为真实的“人”,而不像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那样,用生产要素或市场机制取而代之。人的行为都是改善他自己的现状,换句话说是减少痛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需要一个“计划”,而且还需要实现这一计划的“资源”,这里的“资源”的价值就是通常说的“资本”。注意,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资本因计划而存在,离开计划,资本就不是资本,比如人们通常拿厂房、设备作为资本的例子,但是如果离开使用它们的人的计划,它们只是“物”,而不是资本。所以,资本是被人用来实现某个目的的,这样,劳动也可以归为资本的范畴,这意味着不必把劳动和资本分开来,并且任何物品或服务,包括人们常说的消费品,只要它们进入到个体的计划之中都可以成为资本品。有他自己行动计划的个体,我们称之为广义的“企业家”。

  企业家实现计划所使用的资本,所有权可以是他自己的,也可以是别人的。如是前者,那么资本家和企业家是同一个人,如是后者,他在理论上就被称为“纯企业家”,而那些给他资本,给他投资的人是“资本家”,但是,那些给他投资的人不仅仅是资本家,而且也是企业家:首先是因为他们也有计划,他们要利用他们的资本实现自己的计划;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要选择投资“谁”,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需要警觉利润机会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是典型的企业家的行动。

  广义的资本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根据市场的信号支配资本的人,另一类是纯粹的资本要素的拥有者,后者自己不参与资本的具体运作,而是把资本交给他人去支配,这类人主要是“储户”或债权人。在已经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的今天,第一类资本家运作的资本,往往是他人的资本,但同时也可能运作他们自己的资本,比如在股份制企业中,主要的资本品可能是股东投资形成的,或借贷形成的,但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也持有股份,这样,不仅外部的投资者是资本家,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者也是资本家,当然,狭义的资本家是指掌控企业主要资本的人。

  虽然广义的企业家概念几乎包括每个理性的行动人,但狭义的企业家,是那个对企业资本的使用方向(企业的发展方向)有决策权的人。这个人,一般来说也是拥有资本的,也很有可能是企业的主要股东,也就是说,他可能是狭义的资本家。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他接受的是风险投资或借贷资金,那么他不是资本家,而是纯粹的企业家,因为对资本拥有最终支配权的不是他,而是狭义的资本家。

  这样,我们发现其实有两个层面的企业家,一个是企业内部的企业家(也往往是资本家),他们决定如何将资本转化为资本品,利用这些资本品生产更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品,以获得利润;二是企业之外的企业家(即股东或债权人),他们不直接和资本品打交道,而是和资本打交道,他们的行为决定市场中资本的流向,以及资本的价格。前者可以称为“企业中的企业家”,比如乔布斯,后者可称为“市场中的企业家”,比如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和企业中的企业家一样,市场中的企业家也需要判断市场,即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市场中的企业家借助于资本市场,对企业中的企业家进行约束和监督,并对其行动进行检验。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和企业家都带有“群体性”的特征。资本通过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获得,单个资本家的角色在淡化,资本家的角色其实已经不是由固定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承担,而是人数不定的投资者,而企业的管理层和主要股东在企业的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他们集体地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

  如上所述,在现实中,资本家和企业家是不可分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也意味着企业家和资本家更多的是一种功能,而非某种类型的人。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不可分性,体现在他们功能的发挥,都需要利用某种“结合”。各种资本(包括劳动),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孤立的资本不具有生产力,资本不像商品,通过交换就可完成其价值的实现,企业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如何实现资本最大效率的结合,以实现资本的价值。“企业”就是企业家实现资本结合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说,企业家是通过建立企业这种类型的组织,实现资本的结合的。资本的另外一种结合形式是“市场”,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无形的结合。资本的结合特征表明资本以“结构”的形式存在:首先是企业内的结构,然后是市场的结构。

  企业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结合,也就决定了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有效使用。从微观上讲,企业家(“企业中的企业家”)的计划如能得到资本家(“市场中的企业家”)的支持,比如企业家和资本家对市场有共同的判断,或是资本家认同企业家的判断,那么这种结合就比较顺利,如反之,则两者就难结合,或迟早会破裂,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海家化行情资金股吧问诊)大股东中国平安行情资金股吧问诊)和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葛文耀之间的冲突。良好的企业治理能够减少这种冲突产生的损失。

  企业家与资本家的转换

  马云和史玉柱退休之后是否就不再是企业家了呢?不是,他们还是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更加企业家”了。日常的经营管理一般是由公司的CEO负责,CEO理论上不是企业家,是执行企业家发布的命令的,马云从CEO的职位上退下来,专职董事局主席,其实是朝着更高阶段的企业家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同时我们又说他是“资本家”,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他自己已经拥亿万身家的资本,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在于他这时的主要职责是运营公司的“资本”,更像是运营资本的企业家。运营资本的企业家,比如巴菲特、柳传志和退休后的马云,他们的行动决定资本的价格(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价格),并为企业确立了指引它们投资的方向,所以是更为关键的。

  企业家往往都经历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是大多数企业家都走过的道路,对个体来说,完成这个转变相当于他已经“成功”,他的使命可以结束,但是对于社会来说,这是永无止境的过程,因为不断会有新的“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冒出来,他们通过创业和企业的运营,积累资本,实现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转变。在这个企业家积累资本的过程中,社会的财富也不断地积累。

  一个有更多资本积累的社会,也是更有可能使“初创企业家”大量涌现的社会,两者呈正比例关系。这是因为资本的支持是初创企业家开展企业家活动的前提,而资本也总是会去寻找能使它增值的那些初创企业家。一个社会资本数量越大,对初创企业家失败的容忍就越大。另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个社会资本积累越多,说明这个社会中有更多的像马云这样“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而这些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凭借其才能与经验,更有能力去发现和支持那些有企业家才能但还没有资本的人。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实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阿里巴巴当初是由软银、富达基金等多家公司投资的,这些基金公司对阿里巴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阿里巴巴成为世界级公司之后,它开始入股华谊、新浪微博和高德地图等公司,虽然后者在阿里巴巴投资的时候已经不能算是初创企业。

  因此,资本家都是从企业家演变而来,有企业家才会有资本家;企业家变为资本家后,并未丧失企业家的角色,而是更像企业家了。一位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会不得不参与企业的具体管理,努力把企业做大,但理论上管理不是企业家的职责,他是不得不为之。相反,有了大量资本之后的企业家可以不介入管理,而是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发现”、“判断”和“决断”这些真正属于企业职责范畴的行动中去。

  理解经济增长的新角度

  上面的分析为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经济增长取决于这样一种正反馈机制的实现: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初创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再到(另外一批)“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但又不断提升的过程。简而言之,经济增长就是不断地将“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变成“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

  如这一转换过程能够继续,那么一个社会的增长动力不会枯竭,相反,如这一过程停止,则增长停滞。这种转换关系的停止,一般来说只有这两种可能性,一是制度不允许私人积累资本(即在某个领域发挥才能),也即没有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二是人口老龄化,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时,原先积累的丰裕资本将找不到初创企业家。对中国来说,如我们进一步开放对私人资本的限制,那么,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理由对中国的经济保持乐观,这是因为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意味着具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还较多)和已经积累的大量资本(也意味着达到更高阶段的企业家人数较多)。

  经济增长往往被认为是产出的增加,但这只是一个结果,从更为深层次的角度看,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的高级化,用门格尔的话说,是出现更多的“高级财货”,用庞巴维克的话说,是生产的“迂回程度”提高。这个结构变化的过程,是上述转换过程的结果,因此也是自发出现的。

  在现实中,经济结构的高级化往往会受到干扰,这主要因为政府代替了企业家,在本该由企业家去发挥才能的领域,企业家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被政府的行动取代,但政府能否代替企业家呢?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政府官员不具有企业家那种创新的能力以及发现机会的能力,企业家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才能在市场中存活和赢利,而政府官员却不需要,他们更关心的是完成上级的任务,还有,政府不具有企业家那样的机会成本意识,政府和企业家的这种区别,意味着“政府”和“资本”之间的某种对立关系。还有一点,政府会利用信用扩张实现其目标,而信用扩张所产生的货币和储蓄形成的资本(以及企业家行动积累的资本)是两回事,信用扩张形成的货币进行投资只会提高物价,扭曲产业结构,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出现。

  重新认识收入分配问题

  上述转换过程也为我们理解收入分配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假如一个人只是纯粹的要素提供者,比如提供土地、劳动或通过“银行”等中介提供资本,而不直接参与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那么他的收益仅仅是上述要素给他带来的回报,即地租、工资和利息。

  但是,如他直接参与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那么他应该获得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回报,他可以是那位在初始阶段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也可以是向他投资的企业家(包括已经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和中小投资者),他们都应该获得企业家才能对应的回报,即“利润”。所以,利润不是生产要素的回报,利润是企业家才能的回报。要素的收益是事先在合同中就确定的,而利润是不固定的,利润可以是正,也可以是负。

  在这里,我们把“通过资本市场提供资本”和“通过银行等中介提供资本”加以区分,是因为前者的资本“直接”参与了上述转换过程,而后者的参与不是直接的。直接参与这一转换过程的人,如上所述,包括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的“企业中的企业家”,以及不参与直接经营,但直接为企业提供资本的企业家(资本家)。这时,这两类人的回报就包括作为纯企业家回报的“利润”和作为纯资本回报的“利息”两部分,前者是主要的,当然,准确地说,“企业内企业家”的收益还有他自己作为管理者的工资。股东分得的股息,也正是由红利和利息两部分组成。

  “收入分配”普遍地被理解成分蛋糕,即把既有的收益分给相关的人,但是这种理解是有问题的,在市场经济中,并不存在一个分蛋糕的主体,所有的收益都是人们自己赚来的,而不是谁“分”给他的,这是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家把分配问题视为“要素价格决定”问题的原因,比如他们研究分配问题时主要考察地租、工资和利息等的价格,认为它们分别对应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收益。当然,根据上面的探讨,除了这些收益之外,还有被主流的古典经济学家忽视的企业家的回报,即“利润”,由于企业家才能不像要素那样属于商品,因此也没有价格,这是门格尔早就指出的,他说利润“在性质上绝不是用以交换的商品,从而没有价格形成之事”。

  收入分配问题也是一个关于“公平”的问题。假如一个人获得他应有的收益,那么我们认为是“公平”的,相反则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公平的,假如某位工人认为他的工资少于他应得的,那么他可以变换工作或做初创企业家,自己创业。先验地认为工人受到了剥削的观点是有成见的偏见。

  事实上,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循环往复转换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而资本的积累伴随着资本稀缺性的下降和劳动稀缺性的提高,因此,这个过程也将是劳动工资不断提高的过程,所以,企业家和资本家事实上是帮助了工人。

  显然,这个循环往复转换的过程,也是企业家(资本家)服务社会的过程,为社会做贡献的过程。可见,市场经济中的分配,实际上是一种“按贡献”分配的经济,对社会的贡献大,回报就大。

  因此,上述理论对改革的借鉴意义就在于,我们要进一步推进从“没有自己资本的企业家”到“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的过程,消除阻碍这一过程的各种障碍,使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有大量资本的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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