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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位企业家告别商业舞台

2013年03月01日 11:47 来源: 《法人》 【字体:

  在这份精心编制的犯罪报告中,人们望见的不只是245位企业高管黯然离去的背影,还有他们在关键时候为今日中国商界精英提供的重要教训:法治不只是未来的呼唤,它正在重塑行业和市场秩序,并证明商业运营中与法治的任何龃龉都可能隐藏着巨大风险

  总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法人》杂志都会推出这个年度数以百计的失败企业家群像——不管他们曾经追求成功的故事有多么动人,但在这里都已失去光芒。伴随着牢狱之灾,他们在商界或大或小的名声都将成为往事,直至最终从公众视野中慢慢淡出,而喜新厌旧的媒体也将转向商界政界新的丑闻,看上去这一切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法人》杂志正是基于这份不能忘却的记忆,连续四年不遗余力地发布了“企业家犯罪报告”。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精心编制的“企业高管犯罪报告”,让人们不仅看到这一大群企业家黯然离去的背影,还将见证这个群体为今日中国商界精英提供的重要教训:法治不只是未来的呼唤,它正在重塑行业和市场秩序,并证明商业运营中与法治的任何龃龉都可能隐藏着巨大风险,而堕入犯罪泥淖的企业家则毫无疑问是这种风险的牺牲品。

  与往年的“犯罪报告”不同,《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显得更加沉重,这一年中国商界的犯罪现象和涉嫌犯罪人数明显增加了。在涉案企业性质清晰的243例案例中,民营企业高管158例,占比65%,国有企业高管85例,占比35%。除了涉案人数较往年有大幅增加,犯罪涉及领域也随着经济形势的走向而发生微妙变化:民营企业高管犯罪主要集中在融资、财务管理和贸易等方面,国有企业高管犯罪则集中于财务管理和招投标等领域。不过与上年度一样,受贿罪依然是国有企业高管触犯的第一大罪名,它占据了国有企业高管犯罪案例的近一半,39例受贿案总体涉案数额超过2亿元,金额最高的达4700多万元。

  面对国企高管令人触目惊心的贪腐金额,将其犯罪原因归咎于自私和人性贪欲已显得轻描淡写和过于简单。这些拥国企而自肥的新富们根本不是什么企业家,更像是玩弄垄断权力从中牟利的寻租者,他们往往因为与政府的密切关系,通过大肆攫取土地、建设项目受贿和股市内部交易获取巨额利润。这些国有企业名义上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但其实际管理者通常不是经历过市场磨练的商界精英,而是来自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往往没有商业眼光,缺乏管理技巧和激励措施,再加上目前尚未建立清晰而透明的国企监管制度,所谓“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就很容易沦为“少数人的私有制”——那些品行不端的企业实际控制人大都可以为所欲为,他们掌控的企业目标指向不可能是为全社会和消费者创造价值,而必定是为少数机构和少数人积累财富。可以肯定,如果不能迅速地厘清政府和企业这种不清不楚的关系,下一年度涉罪的国企高管人数不仅可能继续攀升,公众寄予厚望的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建立产权责任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就在一年以前,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融资问题会引发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灾难,不计其数的民企老板为此铤而走险、逃亡甚至自杀,同样众多的民企也因此深陷风雨飘摇或关门倒闭。在2012年企业家犯罪案件所涉罪名中,融资类罪名所占比重之大前所未有。在统计的245个案件中,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就占了全部案件数量的五分之一,并且触犯这两项罪名的犯罪人全部是民营企业高管。这一统计结果无疑是中国民营企业已然陷入融资困境的又一证据,同时也向世人表明,我们眼下面对的这个扭曲的金融体系偏向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是对存款征税并压抑消费、压抑民企创新的不合理制度的一部分。

  事实证明,不尽合理的金融政策不但有可能扼杀民营经济的勃勃生机,还会制造越来越多的金钱游戏、投机和腐败。因为从正规渠道难以获取贷款资金,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不得不从民间融资,如此巨大的资金需求势必形成黑色融资链条,既疯狂又危险,由此而生的各种犯罪也随之无可避免。对于容易获得贷款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则催生了另一套牟利体系:本应从事实业经营的国有企业逐渐变身为隐形金融机构,他们以官方利率借入资金,随后倒手让资金进入灰色市场流通。一些国企当家人的落马与这个体系的藕断丝连,当是这种违规操作的通俗注解。

  245位企业高管的落马显然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原因,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同时面对市场的不确性和政策的不确定性,这是最不能忽略的环境因素之一。一年一度的“犯罪报告”对此当然无法一 一穷尽,但这些失败企业家案例的镜鉴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诚信、守法是为商之本,永远不要愚蠢到试图改变这一亘古不变的商业铁律。

  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

  前 言

  一、报告的宗旨:

  客观反映中国企业家犯罪的基本现状,揭示中国企业及企业家存在和发展状况,为有效预防企业家犯罪和促进企业及企业家的健康成长提供决策参考和研究素材。

  二、报告案例来源与收集原则

  案例为课题组从人民网(603000)、新华网、中新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大众网络媒体上公开报道的企业家犯罪信息中收集整理而成。案件收集的时间跨度为2012年1月1日到2012年12月31日期间,总共245起案例基本上涵盖了本年度公共媒体报道过的企业家犯罪案件。在245起案例中,220件案件皆为真名报道,有25例案件(占全部案件的10.2%)在报道过程中使用了化名或未使用全名;从发案地域分布地看,共涉及25个省和直辖市。

  凡是能确认实际发生并能够反映出基本统计信息的案例一律收集,但以下两种媒体案例不在收集之列:(1)依托不具有合法企业资质实体所实施的犯罪案例;(2)难以反映出相应统计特征的媒体案例。

  三、报告的统计指标

  为了准确揭示媒体案例的统计特征,课题组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两方面,共设定了22项测量指标。其中,企业家犯罪测量指标13项,企业家犯罪人测量指标9项。

  13项企业家犯罪指标是:企业性质、发案地域、案发领域、案发原因、犯罪方式、涉案罪名、罪名数量、罪名结构、涉案数额、犯罪所得、共犯关系、处罚方式 、罪刑交叉关系。

  9项企业家犯罪人指标是:性别结构、年龄分布、受教育程度、企业职务、社会身份、涉案人数、共犯比例、共犯人际关系以及年终状态。

  根据这上述22项指标对案例逐个进行解析,然后通过SPSS20.0统计软件将245个案例进行汇总,建立了“2012年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数据库”。

  四、报告的基本结构

  本报告除前言外,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特征

  第二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人特征

  第三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的“十大案例”

  第四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的“十大罪名”与“十大风险点”

  第五部分 企业家犯罪原因透视

  五、报告术语及其相关说明

  1、本报告中的“企业家”,指企业内部高级管理人员,具体包括董事长、董事、总经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以及财务总监等企业高管。

  2、本报告中的“犯罪”取其广义,在刑法评价意义上包括“罪名认定成立”和“罪名认定尚待确定”两种情形,但在具体案例中则明确区分“犯罪”与 “涉嫌犯罪”。

  3、本报告中的“企业家犯罪”,是指企业家实施的与企业经营相关的犯罪,不包括企业家实施的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犯罪。

  5、作为专业性分析报告,本报告在媒体案例的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和统计数据的解读等方面,均不同于《法人》杂志与本研究中心合作前发布的相关报告。

  ◎ 第一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特征

  一、涉案企业性质与地域分布

  二、案发领域与案发原因

  三、涉案罪名与罪名结构

  四、企业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

  五、涉案人数与共犯关系

  六、企业家涉案的年终状态

  第一部分 2012年企业家犯罪特征

  一、涉案企业性质与地域分布

  (一)涉案企业性质

  在明确企业所有制类型的243例案件(其余2例案件的企业所有制类型不明,故予以排除)中,国有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85件,占243例案件的35.0%,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58件,占243例案件总数的65.0%。(见图1)

  图1 涉案企业所有制类型分布图

  与2011年度的媒体案例(《法人》杂志发布,下同)相比,民营企业家涉及的犯罪案件在绝对数和所占比例上都有明显提升(2011年民营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件为111件,占所有案件总数的56.8%)。

  (二)涉案企业地域分布

  从地域分布看,245个案例所涉及的企业遍布于我国25个省(市)。

  其中,北京(48家涉案企业所在地)、广东(38家涉案企业所在地)、浙江(28家涉案企业所在地)和江苏(15家涉案企业所在地)是涉案企业较为集中的地区。(见表1)

  同时,在涉案企业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方面也体现了较显著的特征。在245个案例中,79家涉案企业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一线城市,占到了涉案企业总数的32.2%;另有74家涉案企业位于二线城市,占涉案企业总数30.2%的。其余92家涉案企业则位于三线或四线城市。(见表2、图2)

  二、案发领域与案发原因

  (一)涉案企业的经营领域

  在245例案件中,有5例案件涉案企业的主要经营领域不详,在其余240例案件中,有44家企业的经营领域主要涉及能源与矿产,占240例涉案企业总数的18.3%;有43家企业的经营项目集中于金融投资领域,占总数的17.9%,另有38家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经营或建筑行业,占所有涉案企业的15.8%。(见表3)

  此外,其他涉案企业的经营领域分别依次集中在零售百货业、餐饮服务业、娱乐业、电子信息业、医药卫生业、物流运输业、粮油食品业以及制造业。(见图3)

  (二)涉案国企案发领域与案发原因

  在8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有69个案件提及了该企业的案发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管理(31例)和招投标(13例)领域。(见表4)

  (三)涉案民企的案发领域与案发原因

  在158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提及案发领域的案件共有129例,其中融资、财务管理和贸易是民企案发的主要领域,其余领域则分别为产品质量、工程承揽、招投标、安全生产、证券和物资采购领域。(见表6)

  115个关于民企企业家犯罪的案例中提及了案发原因。与国企企业家案发原因有所不同的是,民企案发的最主要原因是被害人报案,其次是相关机构调查,其他则分别为举报、串案、发生事故、媒体揭露、资金链断裂以及自首。(见表7)

  三、涉案罪名与罪名结构

  在245个案例中,共涉及80个具体罪名。其中,8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案件共涉及30个具体罪名;158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案件共涉及73个具体罪名。

  (一)国企企业家涉案的具体罪名与罪名结构

  在85例国企企业家涉及的30个罪名中,主要包括:受贿罪39例、贪污罪24例、挪用公款罪8例、挪用资金罪5例、滥用职权罪3例、诈骗罪3例;

  职务侵占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单位行贿罪、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共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各2例;

  集资诈骗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寻衅滋事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侵犯商业秘密罪、聚众斗殴罪、票据诈骗罪、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强奸罪、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帮助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各1例。

  上述30个罪名中,主要罪名的分布情况见表8:

  (二)民企企业家涉案的具体罪名与罪名结构

  158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共涉及73个罪名。其中,以共犯形式涉及的罪名有三个: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73个罪名的具体分布为: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31例、职务侵占罪与诈骗罪各15例、合同诈骗罪13例、集资诈骗罪11例、行贿罪8例;

  挪用资金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各7例;

  故意伤害罪6例;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各5例;

  受贿罪(共犯)、强迫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各4例;

  贪污罪(共犯)、挪用公款罪(共犯)、单位行贿罪、抽逃出资罪、重大责任事故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信用卡诈骗罪、骗取贷款罪、故意杀人罪、爆炸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故意毁坏财务罪、组织卖淫罪、逃税罪、妨害公务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容留他人吸毒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各3例;

  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聚众斗殴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隐匿销毁会计凭证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各2例;

  贷款诈骗罪、贩卖毒品罪、内幕交易罪、走私罪、包庇罪、容留介绍卖淫罪、私分国有资产罪、虚开发票罪、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采矿罪、破坏生产经营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放火罪、绑架罪、赌博罪、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侵犯著作权罪、开设赌场罪、窝藏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买卖国家证件罪、票据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妨害作证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假冒注册商标罪、欺诈发行股票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各1例。

  上述73个罪名中,主要罪名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9:

  四、企业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

  (一)国企企业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

  贪污罪、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是国企企业家涉案的主要罪名。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如下:

  1、受贿罪 受贿罪为国企企业家所触犯的第一大罪名。在39例涉及该罪的企业家犯罪案件中,32例报道涉及了犯罪所得。其中,犯罪所得最少的为8万元,最多为4747.99万元,犯罪所得金额共计20311.7984万元。(见图4)

  从图4不难看出,32例案例中的22例(占32例案件数的68.8%)案件的犯罪所得小于460万元,22例案件犯罪所得平均为43.68万元。

  从处罚特征看,在30例涉及犯罪所得的受贿案件中,判决执行的为20例。犯罪所得与刑期的交互关系见表10:

  表10显示,受贿罪的犯罪所得与刑期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显见的相关关系。

  2、贪污罪 在24例涉及贪污罪的企业家犯罪案件中,22例案件报道涉及了犯罪企业家的犯罪所得。在22例案件中,犯罪所得最少的是3.98万元,最多为6500万元,犯罪所得金额共计26743.8630万元。(见图5)

  从图5可看出,22例案件中的16例(占22例案件总数的72.7%)案件中,犯罪所得在700万元以下,16例案件的平均犯罪所得为190.37万元。

  从处罚特征看,在24例贪污或涉嫌贪污犯罪的案件中,已经判决15例,犯罪所得与刑期的交互关系见表11。

  表11显示,与受贿罪不同,企业家贪污所得与判处的刑期基本体现了正相关关系。

  3、挪用公款罪 在8例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案件中,8例案件都提及了涉案金额,其中涉案金额最小为10万元,最大为6500万元。由于案件基数小,从中难以得出有关涉案金额具有统计意义的数据,在此仅将涉案金额予以列明。(见表12)

  在挪用公款罪的涉案金额与刑期方面,由于只有4例案件已经审理完毕,案件基数较小,无法在此基础上得出犯罪所得与刑期的相互关系。在此仅列明该4例案件的涉案金额与刑期的交互关系表。(见表13)

  (二)民企企业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

  与国企企业家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是民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最集中的罪名。其犯罪所得与处罚关系如下: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在158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第一大罪名,共计31件,占案件总数的19.6%。同时,该罪还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征。(见表14)

  表14显示,浙江、江苏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高发地区。这可能与当地民营企业传统的融资方式有关。

  在涉案金额方面,31起案例中有27例报道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涉案金额。其中,最小涉案金额为600万元,最大金额为35亿元。由于涉案金额相差过于悬殊,且数据并未正态分布,因此平均值无法体现统计意义。

  在民企企业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中,没有案件报道提及犯罪所得,无法得出民企企业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所得与刑期之间的关系。

  在涉案金额与刑期的交互关系方面,仅有2例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件已审理完毕。在涉案金额为1.6亿的案件中,犯罪企业家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6个月;在涉案金额为1.9亿的案件中,犯罪企业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

  2、职务侵占罪 在15例民企企业家涉嫌职务侵占的案件中,有13例案件报道涉及了犯罪所得。其中,犯罪所得金额最小为25万元,最大金额为5942万元。

  同时,15例涉嫌职务侵占的案件中,有10例已审理完毕。犯罪所得和刑期之间表现出了明显的相关关系。(见表15)

  3、诈骗罪 在15例民企企业家涉嫌诈骗罪的案例中,没有提及犯罪所得,但有13例提及了涉案金额。其中,涉案金额最小为100万元,最大为10亿元。

  在涉案金额与刑期的交互关系方面,只有4例案件已审理终结。因数据量过小,在此仅将这4例案件的判决结果列表说明。(见表16)

  4、合同诈骗罪 在13例合同诈骗案件中,9例案件提及了涉案金额,其中最小为26万元,最大涉案金额为2亿元。具体涉案金额见表17。

  在合同诈骗罪的涉案金额与刑期的交互关系方面,仅有1例案件审理完毕,无法得出有效统计数据。在这一涉案金额为8070万元的案件中,犯罪企业家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5、集资诈骗罪 11例民企企业家涉嫌集资诈骗罪的案例都提到了涉案金额。其中,涉案金额最小为480万元,最大涉案金额为34.5亿元。因涉案金额相差悬殊,且数据并非正态分布,统计平均值意义不大,在此仅以列表形式显示11例集资诈骗罪的涉案金额。(见表18)

  在11例集资诈骗案件中,有2例案件报道提及了犯罪所得,其中1例案件的犯罪所得为38246.5万元,与上表中的案件8为同一案件,另有1例案件的犯罪所得为83000万元,与上表中的案件10为同一案件。

  在集资诈骗罪的涉案金额与刑期的关系方面,有6例案件已审理完毕。6例案件的涉案金额与刑期的关系,如表19所显示:

  五、涉案人数与共犯关系

  在85例国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82例案件报道了涉案人数,共计犯罪人数为268人。其中,单独犯罪的43例,2人共同犯罪的18例,3人共同犯罪的6例,4人共同犯罪的9例。除单独犯罪的43人外,共同犯罪中涉及的作案人数合计为225人。(见表20)

  在已知共犯关系的38例案件中,上下级共同犯罪的18例,占38例案件总数的47.4%;商业伙伴和同级同事共同犯罪的案件各7例;朋友关系与家庭成员共同犯罪的各3例。(见表21)

  在155例民企企业家犯罪案件中,均报道了涉案人数。其中,一人单独犯罪的54例,2人共同犯罪的22例,3人共同犯罪的20例,4人以上共同犯罪的59例,总计犯罪人数为1034人。除去单独作案的54例案件中的54位企业家外,101例共同犯罪中作案总人数为980人。(见表22)

  六、企业家涉案的年终状态

  我们对于245个案例进行了持续关注和追踪,根据媒体的持续报道,最终汇总了240起案件的年终状态(有5起案件的年终状态不详)。

  在2012年12月31日能显示案件确定状态的240起案件中,22例已经立案,26例已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24例案件中的嫌疑人被批准逮捕,9例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46例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103例案件已审理完毕交付执行。另有刑满释放1例,被“双规”2例,在逃4例。(见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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