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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警报”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17日 16:08     《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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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泰富并非惟一的输家。这类事件其实早已广泛存在于涉及海外投融资、进出口和OEM类的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投资领域和私人银行业务的最高端客户群中。管理的失控和相关经验技能的缺失是全球化中的本土企业亟待补的课。

  文/关莉莉

  2008年10月20日下午,中信集团 (Citic Group)旗下香港上市子公司——中信泰富(Citic Pacific)召开新闻发布会,荣智健以董事局主席的身份向股东们表示抱歉,并称2008财年公司可能因此出现净亏损。

  据中信泰富公告称,集团为了减低西澳洲铁矿项目面对的货币风险,签订了若干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以对冲风险。由于目前澳元汇率为0.70美元,而欧元汇率为1.35美元,所以两种合约都面临亏损。按目前市值计价,中信泰富面临18.8亿美元的亏损。

  荣智健称,这些合约是在没有适当授权的情况下签订的,而且其潜在最大风险没有得到正确评估。中信泰富集团财务董事张立宪(Leslie Chang) 未遵守对冲风险政策来进行有关外汇交易,集团财务总监周志贤没有尽到监督职责,两人都已引咎辞职,与事件相关的其他人员将受到纪律处分。

  中信泰富亏损因为近期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而成为业界最为关注的焦点事件,它的警示意义不仅涉及大型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和风险防范,更延伸为整个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暴露出的“短板”。本刊广泛约访了外汇管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国际著名的外汇机构管理人、外汇门户网站CEO和管理咨询机构的负责人,分享他们就此事件的专业分析。

  金融动荡惹的祸?

  要就中信泰富事件探个究竟,必须先认识一下这起事件中的“重要明星”——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Accumulated target knock-out forward contracts)。

  著名外汇机构KVB昆仑国际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孙萍向本刊介绍说,外汇交易一般分为实盘类实际交割和衍生、杠杆类别不实际交割外汇交易两大类别。中信泰富所选择的外汇期权合约属于后者。外汇衍生产品作为对冲工具之一,通常是通过杠杆放大倍数进行交易,利润或风险同时放大。进行类似交易需要强有力的风险控制机制和监管体系。

  “外汇期权合约的原理可近似看作中信泰富向对手方购买一个澳元兑美元的看涨期权以及卖出两个看跌期权,行权价格都是0.87。当澳元汇率高于0.87美元时,中信泰富以低于市场价的0.87每天买入一个单位外汇而获利,但当汇率下降到0.87以下时,则中信泰富必须每天以0.87的高价买入两个单位外汇。这意味着,中信泰富把宝完全押在了多头上。” 孙萍解释道。

  在合约开始执行的7月初,澳元对美元价格持续稳定在0.90以上,澳元一度还被外界认为可能冲击到“平价美元”的地位。当时的情景下,这个合约似乎看上去是个好买卖。但是到了8月上旬,国际金融市场风云突变,澳元兑美元接连走低,特别是10月初澳元出现暴跌,巨亏就此酿成。

  有业内人士对中信泰富签下这样的合约表示费解。因为每份合约当达到公司可收取的最高利润时(幅度介于150万美元至700万美元之间),合约就将终止。如果澳元大幅升值,过低的合约终止价格将使中信泰富声称的“套期保值”作用相当有限,但是如果澳元走软,却有着巨大的亏损空间。

  但银行国际业务部人士向本刊表示,大型企业在进行数额巨大的海外收购时,由于付款时间较长且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因而必须考虑本币及收购执行货币的汇率的不确定性。为尽可能锁定成本,一般企业都会进行外汇衍生交易。其中,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是目前使用非常普遍的金融交易工具。

  中信泰富并非惟一的输家。10月23日,中国中铁(601390)、中国铁建 (601186)也被爆出有大额的汇兑损失,当即跌停,被认为具有较大规模海外业务、外汇货币资产较多的央企上市公司成了H股抛售对象。一家香港红筹股资金运用部总经理表示:“此事对于在港上市的中资企业群体形象破坏很大。 ”

  据孙萍介绍,这类事件其实早已广泛存在于那些涉及海外投融资、进出口和OEM类的企业以及国家战略投资领域和私人银行业务的最高端客户群中。“国内不少服装制造企业,因为企业经营者缺乏外汇管理意识和机制,仅仅今年上半年因汇率风险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我们保守估计,全年损失将超过1亿元人民币。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

  管理失控

  据外汇通网站CEO安狄介绍,中信泰富的外汇合约十分复杂,涉及美元、欧元、澳元和人民币四种货币,有关合约加起来可能获得的最高收益,只有约4.3亿港元,但是需要接货的外币数量,却超过500亿港元。中信泰富购买的合约价值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是加大风险的重要诱因。

  安狄指出,中信泰富的问题归结起来有三点:一是工具使用不当,只解决了澳元升值时的风险,未控制澳元贬值的风险;二是脱离了实际需要使用衍生工具;三是误判走势。

  对此,普汇创展管理咨询机构的高级合伙人况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信泰富出现巨额亏损,金融环境、汇率变化是外因;违规操作是内因。外因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本。

  “在经营管理上企业必须明白,哪些钱是可以赚的,哪些是不可以赚的。有所为,有所不为。以贸易和投资为主的公司,就不应该考虑从金融衍生品上取得收益,而只应该做对冲而防止业务上的汇率风险。如果把外汇交易当作一个业务,则应该有“防火墙”制度,可以设立一个独立子公司或事业部,给予一定的额度限制,这个额度是以其或有操作损失不致给公司整体业绩带来严重影响为界限,并且在操作上要有内部管理制度约束,类似一个投资委员会的决策机制。”

  “累积期权(Accumulator),2006年和2007年两年在香港股市非常流行,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很多投资者曾靠这种合约大发横财。没想到中信泰富此次会在风险极大的外汇交易中赌这个工具。事件表面看是澳元投机失败,但核心的原因仍然是大公司内部风险控制完全失效。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这类准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失效。在公司领导人多年的光环照耀下,公司在做重大决策时,即便是风险巨大也许也没有人敢提任何反对意见。任何的投资,尤其是巨额的金融投资,事先都要有压力测试,要有止损,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在中国当前这样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情况下,将来恐怕还会发生比这更大的损失。”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教授张陶伟分析道。

  国资委下辖的中字头大型国有企业,动辄资产百亿计,投资遍及海内外,资产形式非常多元化和多币种化。但是现在的资产管理普遍还停留在现金池管理阶段,完全无法掌控实时评估的瞬息多变的资本市场对其资产损益所产生的风险。

  对此孙萍甚为认同,中国的企业经营者现在首先必须要充分意识到外汇汇率波动给企业带来风险的重要性,不可等闲视之,或者遇到了损失才临时抱佛脚,应该未雨绸缪、提早布局。首先应该从公司治理上把财资及风险管理列为与经营同等重要的地位,建立框架制度和实施细则,不可以“老板拍脑门方式”做决策,整个决策、实施和监管流程要纳入制度体系;其次,财务必须与主管外汇头寸的司库分开职能,与浮动汇率打交道并非财务人员的优势,应该交由司库主管负责。

  技能缺失

  孙萍认为,从中信泰富事件放大来看,今天的中国企业所处的情况,很类似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外向型企业所遭遇的情况,日本人在那个时候也是赚到了海外订单的钱,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汇市变革,就被欧美人把他们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洗劫了。“现在我们的企业面临一个两难局面,采取主动方式对冲外汇风险,但是因为专业人才和知识不足,加上系统配套缺乏,造成做多错多;另一个极端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完全摒弃对冲机制,结果接一单损失一单,年底合并财务报表时,汇率损失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日本在经历过上个世纪的洗礼后,在驾驭汇率对冲和风险方面比中国的企业领先一步。例如松下电器,旗下全球企业的司库管理全部纳入电子管理系统,并为此配置了非常专业的金融人才。“所以,中国企业家和CFO还需要用符合当今时代的新财资思维和知识提升自己,加倍努力,弥补我们在外汇交易方面从理论到实战经验的欠缺,并准备为此付出合理的学费。”

  假如中信泰富一切可以重新来过,孙萍认为,中信泰富交易涉及金额如此巨大,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如果不够的话,应该更多获取来自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咨询。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观点会更加独立、专业和客观。

  其次,企业在实现经营和投资的战略目标时,应该选择外汇对冲的最佳策略和科学方法。

  在策略方面,我们认为决策者或者辅助决策者应该培养这个领域的洞察力,你必须深刻地了解澳元这个货币的属性,有远景的策略概念,而不能将澳元锁定介于0.87~0.95之间这么狭窄的范围。这其中交易实施者建立在经验与知识上的直觉反应也十分重要,需要财务市场策略与战术相结合。

  “在科学方法上,我们提倡企业注重健全的财务分析,量化风险,设定风险模型与相关性分析,并且还需要不断辩证地找出隐藏的风险,包括其他类似对冲模式及压力测试,衍生工具的运用与估算,其他对冲策略模式的测试等等。”

  至于中信泰富是否会有翻身的机会,分析人士则表示,虽然中期看空澳元,但是在两年之内,澳元并不是没有走强的机会。一旦全球经济形势好转,外部需求上升,澳元的上涨指日可待,而这在合约终止前的2010年10月前也并非没有可能。

  此外,中信泰富所签的应该是采用套期保值形式的合约,因此不需缴纳保证金,公司尚有较大的自由度来等待出局良机。一旦相关合约盈利,上百亿港元的公允价值变动盈利将会被计入2010年的中信泰富损益表,并带来公司当年盈利的“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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