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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掉梯子:秀水街商业文明拉锯的多维面相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16日 00:53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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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一幢8层高的楼。

  2008年从8月1日到11日,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代表团成员进出期间。进出的奥运代表们,在这里订做了3000多套服装。

  他们中包括了25国政要及夫人。在他们飞抵中国的首都北京之前,早已被告知,那里有一条叫SilkStreet的地方,不能不去。

  SilkStreet,翻译成中文,就是丝绸之街。在这个上下8层的“街”上,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夫人在北京奥运会18天内六逛其中,她买了玉,为小孙子制作了可爱“面塑”,还先后订做了17套礼服。

  汪自力说,从常年客源看,这里90%是外宾,几乎是唯一外宾多过内宾的商品市场。汪的头衔是北京秀水街有限公司总经理,也就是这条名为SilkStreet(丝绸之街)的管理者。

  丝绸之街威名远播已久,但这里曾是中美交锋的地带,以知识产权之名。历经三次跃进的丝绸之街,却是一幅中国商业文明演进的缩微画卷。

  剑桥大学的教授写了一本名叫《撤掉梯子》的书,说发达国家已经爬到楼顶上了,然后把梯子撤掉,其他国家就别想再上来。如果要爬上楼顶,那就与其在产业政策、贸易保护、保护知识产权三架梯子上配合到底。

  这是一个关于商业文明拉锯的多维面相。

  面相一:中国人商海记忆

  秀水街因之起步,是为丝绸之街前传。

  老秀水商户李东回忆称,在1982年前后,不知道谁最先在秀水街附近卖水果,紧跟着摆摊卖衣服卖工艺品的也来了。那时刚20出头的李东以30元钱卖袜子起家。

  1985年朝阳区政府在秀水街上空搭了块布,上书“文明经商、保持卫生、保质保量、收费合理”,市场的合法地位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得以肯定。

  其时,距1979年我国将个体经济列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开始,已六年。公开数据显示,从1978年底至 1981年,全国的个体户从14万人激增到227.9万人。

  1983年至1985年,中央连续下发三个1号文件,要求放宽政策,扶持个体经济发展。到1987年底,全国个体户数量已达1000万户。

  李书兰也在那个时代赶了回时髦。1988年9月的一天,48岁的她下班回家路过秀水街,瞅见有人摆摊卖东西。好奇心重的她找到一个小伙子问个究竟,对方告诉她“傍晚到晚上来,没人管”。

  当时还在北京一国营工厂从事机床工作的李书兰,正琢磨退休后的出路,回家后欣喜地告诉爱人下班摆摊,爱人却坚决摇头,“都是国家正式职工,卖什么东西!”

  她并未放弃。一天下了早班,径直来到附近的光华路针织厂,买了几件小孩秋衣秋裤,拿到秀水街开卖,“怪不好意思的,生怕熟人认出来,刚开始不敢吆喝。”

  她至今记得第一个主顾是个黑人朋友,要买一身小孩衣服,连点头带比划总算把第一桩买卖完成,当天她赚了一倍。

  之后李书兰就常和同事换班,赶下午到秀水卖货。慢慢地她才知道不少同行是刚从“大牢”放出来的,但她也没觉得害怕,心想“英雄莫问出身”。

  1988年底,在朝阳区政府要求下,140多名个体户每人出资3000元,建立了有防火措施的铁皮棚屋,秀水市场终于有了比较正式的经营场所。

  日常“练摊”的经营,加之偶尔“倒外汇”,这些个体户们几乎“一夜间”成为北京最早富起来的人,那时候,“北京丝绸一条街”的美名逐渐传开,一条街的税收在1990年代初已达250万元人民币,商户们基本上家家有车。

  虽然“暴富”,但商人群体并不能“光鲜”面市,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舆论认为个体经济“弊”多“利”少裹挟着。

  李东说,那时他们只埋头干活,小心做人,不问太多“究竟”。

  东北姑娘高秀玲,是第一批转行雅宝路做服装生意的翻译之一,也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学历个体从业者。1990年代初年从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毕业的她,在北京某事业单位谋到了个“铁饭碗”,为下属“三产”公司做贸易翻译。工作不到一年,就毅然辞职“下海”,搞服装批发,生意红火的时候,还和伙伴们远赴土尔其买“样板”。

  她记得那时候钱特别好赚,外商结账时,钱都论捆数,一捆十万;结完账后,就把钱随意装进空鞋盒,端到银行存款。

  1980年代,流传着10亿人民9亿商,这是一个积蓄30年的民间力量得以集体释放。

  面相二:前脚购物,后脚喊打

  1990年代以来,个体户的发展不再是“畏途”,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取代计划经济体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把非公经济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段日子秀水的商户从几十个跃升到三四百户。此时秀水街开始向丝绸之街跃进。SilkStreet已经成为外国人进入北京后,首要问路的地方。

  盛名之下,波折随之而来,一场围绕“真假名牌”之争延续十多年,并成为中美知识产权较量的关键地带。

  2004年7月20日,美国驻华使馆经济参赞王晓岷致信朝阳区政府,对秀水市场销售假冒产品侵犯知识产权问题提出质疑。政府开始介入几番整顿,并议论拆除重建市场。2005年9月,香奈尔等五家国际知名名牌,联合把秀水街告上法庭,秀水街市场自1985年开办以来第一次因销售仿冒品被控侵权,并最终败诉赔款。

  汪自力很尴尬,他说按照规定秀水市场明令禁止假名牌,但直到现在仍有外国朋友点名要买,大量需求之下,个别商家私底下仍在销售。

  李书兰记得,一开始,秀水街并没有假名牌,大多数都是“出口转内销”的真名牌,由于线头拉锁等小瑕疵,以比正价低好多倍的价钱处理。也许是这吸引了顾客,当这些货品满足不了顾客需求时,仿冒就成了应付之举。

  李书兰说,随着商家竞争越来越激烈,从1995年开始,秀水街的老摊主陆续淡出生意,将商铺出租给外人。

  秀水随后成立了知识产权基金,鼓励商户和厂家自主研发和推广国产品牌;对于发展很好的民族品牌,给予奖励。

  面相三:“计划”杀入丝绸之街

  2004年“秀水拆还是不拆”成为话题。

  李东等老商户自发结团,与政府协商,表示不愿意搬离露天老市场,进入新楼,宁愿维持较为“自由”的状态,同时他们还担心各项租金及税费问题。

  但奥运临近,作为外国人“出没”之地,秀水不得不面临“提档升级”的要求。

  “奥运期间大批外国贵宾要来,总不能让他们还上老秀水的露天市场逛吧?吃饭蹲在垃圾旁,连个厕所都没有。”汪自力说,政府的考虑是,由于秀水的“窗口”作用,商户的经商行为需要统一规范管理。

  2004年8月19日之后,政府部门和商户达成共识,秀水市场拆迁基本已成定局。2005年1月6日,秀水市场拆除;3月19日,新秀水街大厦正式开业,管理方北京秀水有限公司具备政府背景。

  由于怀旧的情绪,汪自力很理解商户们的反对,但他直言,那时候强烈反对的人主要还是“照主”,即早期在秀水练摊拿到营业执照,后来将摊位出租的人,“老摊位拆除,所有摊位重新竞标,他们也就失去了持续多年的利益”。

  在那次变迁中,一些老商户未再续租,来自安徽和浙江的商户大批进入“新秀水”。

  李书兰却是少数“雷打不动”的人,最高别人给过六万租金她也不愿转手。她说“不管市场怎么变,秀水街的品牌还在那,基本的东西都在”。

  现在,新秀水市场统一了市场管理费、租金和各种税费,“现在我租的摊位,一月下来要花5000元”李书兰说。

  在秀水新旧的变迁中,中国个体户的数量也在变化。国家工商总局2005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早在1999年中国就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可到了2004年,下降为2350万户,六年间净“缩水”810万户,最近几年全国个体户的数量也一直徘徊在2500万到2600万间。

  曾经联名上书政府反对拆迁秀水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蒋泽中对记者表示,早期个体户的生存环境和今天显然不一样。如果早期个体户能靠市场力量自主崛起,那么在今天也同样能够运用市场手段去推动它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在征收税费、促进融资、创业环境等,都应该进一步改善。

  2008年1月,秀水街市场推出了首个自有品牌“SilkStreet”丝绸。秀水街管理者们开始筹划他们认为的“提档”和自我“品牌”战略,原来商户们来自市场嗅觉的灵敏反应开始渐次让度。为规范仿冒品,管理者甚至引进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大型折扣店落户秀水。

  历史的归历史。这或许就是商业文明的法则:市场不相信眼泪。值得追问的是,在沿着市场的边界上运行的管理者,是以市场的法则成为推动商业的力量,还是简单的市场的“计划者”。

  在丝绸之街,目前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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