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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再起健力宝

http://www.jrj.com    2008年12月13日 13:38     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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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

  罕见的企业悲剧

  访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

  《中国经营报》:这些年来,围绕着健力宝的矛盾和纠纷一直没有停止过,现在三水区政府和当地5家银行又在为争夺张海时期购入的5100万股中国平安股权与祝维沙的金裕兴公司对簿公堂,双方各执一词。作为长期研究健力宝的人士,你对此怎么看?

  吴晓波:到现在为止,此次纠纷的事实层面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当年健力宝把这些平安股权转让给祝维沙的时候,双方之间到底达成什么协议,外界还不清楚。整个健力宝如今也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所看到的备忘录或者协议也可能不是全部,因此祝维沙方面的声音和态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个人认为,祝维沙在健力宝事件中做了亏本买卖,在张海、祝维沙、叶红汉等几个人中,祝是唯一手中有现金的,但他在健力宝基本没有赚到钱。如今手中的5100万平安股权也有人想要拿回去。当然我们不是要同情他,毕竟是他自己选择要玩这个游戏,而偏偏碰上了那么一批难缠的对手。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健力宝这家企业所遭遇的一系列祸端?

  吴晓波:整个过程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一群秃鹰都来抢一块肉,但最后谁都没有抢到,反倒惹了一身臊。如果抢过来把健力宝搞好了也行,搞不好的话能卖个好价钱也可以,但大家抢过来之后就砸在了手里,所有人都很受伤,要么进了监狱、要么被双规、要么赔了钱。这就是现在的结果,没有人获益,全输。这是极为罕见的。

  现在健力宝还有多少价值呢?也就剩下健力宝大厦、三水区的健力宝基地以及还没有拿回来的5100万平安股权,都是一些残粥剩饭,但大家仍在争夺。说起来很可悲,曾经那么好的一家饮料公司,被一群人搅了一圈之后,弄砸了。人性贪婪,但最后都被贪婪所毁灭。

  《中国经营报》:你怎么评价资本玩家张海入主健力宝前后的表现?

  吴晓波:张海是个天才的“投机客”。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普遍的现象,因为我国资本市场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给这些资本玩家提供了很好的土壤。

  越是法制完善的商业社会越难以投机,而转型社会通过冒险获得超额利润和价值的可能性更大,会出现张海这样的人,因为浑水才能摸鱼。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很多这样的人获得了成功,按照概率来说,100个人中可能有20个人成功了,至今依然活跃在公众场合,但更多的人失败了,或者入狱或者消失,张海就属于后者。他是阶段性时期中出现的典型人物。他的野心很大,投机完之后又想做实业,却没有相应的能力,和(德隆集团的)唐万新一样。

  《中国经营报》:现在回头来看,你怎么评价当时国企的“国退民进”改革的功过?

  吴晓波: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国营企业转变为民营企业的过程中,都必然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政商勾结、企业家破产等等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其必然性。因为没有办法用很规范或者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拿日本来说,你看吉田茂的《激荡百年史》等作品,可以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把很多企业卖给私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问题。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非道德的过程,我们很难用法律和道德去评判。

  2004年前后,国内也出现过激烈的争论,以郎咸平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了“国退民进”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当时有一个比喻很恰当,说国有资产是“阳光下的冰棒”,不进行产权改革就要化掉,而如果进行改革就会被某个人吃到嘴里,是不道德的。因此产权改革面临的是“囚徒困境”。

  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一轮的产权改革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毕竟使几万家国有企业产权清晰化,变成了民营企业,促进了行业和企业发展。这在家电行业和饮料行业是最清楚的,比如产权清晰的TCL、创维、美的等发展迅速,而依旧不清晰的长虹、春兰、美菱、科龙等都很尴尬,要不就倒掉了,要不就发展迟滞。所以总的来讲,这一轮产权改革对盘活社会资源和促进企业发展是有利的。换言之,改制不彻底的健力宝的悲剧,有一定的必然性。

  《中国经营报》:在你看来,健力宝还有没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吴晓波:不知道。健力宝的未来在于其品牌还有没有价值,还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去接盘。我个人认为很难。这个企业现在好比拆迁户一样,它所有的资产后面都对应着一大笔负资产。如果5亿元能够接盘的话,还不如用5亿元再重建一个品牌,也没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债务和人事纠葛。本报记者 李宾采写

  曙光闲话

  千刀当剐唐僧肉

  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与郭沫若先生之间常有诗词往来。他们共同欣赏了京剧《三打白骨精》后,郭沫若赋诗一首,其中有“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诗句。毛泽东同志看后觉得其对唐僧的评价过于严苛,和诗中便说“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政治家兼诗人所比喻的“唐僧”是指在政治斗争中的中间派人物,“鬼蜮”当然是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了。然而今天我们却常常要把流失的国有资产比喻成“唐僧肉”,“鬼蜮”则是指觊觎国有资产的人。

  前几年舆论界和理论界曾对有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产生过很大争论,虽然当时并未有胜负之分,最终还是促进了有关保护国有资产法规的出台。所以以目前情况看,再有人打国有资产主意时,其难度多少还是增加了一些。

  据有关部门统计,现在的民营企业中大概有20%的企业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而二三十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依然是我们改革进程中挥之不去的隐痛。这次健力宝债务及股权资产风波再起,追根溯源,还是国有资产的问题。当年李经纬用18年的心血,将健力宝打造成了中国第一饮料品牌,可惜产权改制功败垂成,后来的所谓资本玩家,则大都为分一杯羹者。

  国有资产流失的难点,首先是个理论问题。能够在理论上解释国有资产问题的只有计划经济理论,但已经被证明其行不通而束之高阁了。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没有国有资产概念的。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只能将国有资产“产权明晰”后,也就是化公为私后,才能将其理论用诸实践。这样,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就有了一个理论上和法律上的“缺失的环节”,就是“如何从公过渡到私?”。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过一场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大讨论,但最后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前几年理论界、舆论界曾发起过有关“国资流失”、“民企原罪”、“第一桶金”等大争论,后来大都无疾而终,主要原因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种经济理论的完全不相容,理论上的“缺失环节”导致谁也说不服谁。

  如果我们用宜粗不宜细、不争论的方式大而化之地迈过这一历史过程,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问题是步入市场经济后,经济利益是一定要算细账的,产权是一定要明晰的。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后的资产不再是无主的“唐僧肉”了,而是猪八戒的肉和沙僧的肉,割谁的肉谁都要叫唤,所以很多改制后的企业依然纠纷不断。

  在这种情况下,“唐僧肉”又有了另一层意义。毛主席曾说过“他们要打鬼,借助钟馗”。保护国资就成了最容易借助的“钟馗”。当然这里面还有真保护和假保护之分,因此司法的重要性就日益突显出来。司法的公正成了维护社会秩序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这一防线再失守,那分吃的恐怕就不只是“唐僧肉”了。作者为《中国经营报》副总编辑

  延伸阅读

  悲情李经纬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2002年1月16日,一张配图为“签约仪式上眼含泪花的健力宝集团董事长李经纬”的新华社消息,在全国成百上千的网站和媒体上被转载。照片上的李经纬,仰面朝天,眼含泪花。

  这张拍摄于1月15日的照片,宣布了健力宝李经纬时代的终结。

  政商交恶

  2002年1月15日,63岁的李经纬坐在健力宝集团《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仪式的新闻发布会上,仰天长叹。一手创办的企业出售之日,带领这个企业奋斗了20年的他却没有半句发言权。

  股权买卖的双方是浙江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浙江国投)和佛山市三水公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三水公投),浙江国投以3.38亿元的价格将健力宝集团75%股权揽入囊中。令人不解的是,当时李经纬以同样的价格,在更早的时间提出了对健力宝股权的收购,却遭到了断然拒绝。

  “政府是基于什么做出的这个决定,我们不清楚。”一位长期任职于健力宝集团的中层干部表示,“或许是因为张海嘴巴更能说。”

  李经纬与当地政府的恩怨,恐怕要从1997年说起。

  1996年,健力宝集团销售额突破50亿元,从表面上看,李经纬掌舵下的公司业务达到历史最高峰。1997年,38层的健力宝大厦在广州建成,健力宝集团总部由三水迁到了广州。

  根据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的《大败局》中所说,健力宝大厦的建造没有通过佛山三水区政府的批准,健力宝总部搬到广州之后,三水区政府担心每年上亿元的地方税收将流入他人田。政府中也有人质疑健力宝当时积极实施的海外战略:超过1000万美元的投入,为什么没有实际效果?从那时开始,李经纬就被认为与政府“不是一条心”了。

  1997年下半年,在李经纬的推动下,健力宝在香港上市一事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但由于三水区政府不认可此方案中健力宝管理层的股权分配计划,拒绝予以批准。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了上市计划。

  矛盾公开之后,当地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据知情人士回忆,健力宝集团的每个研发、招商项目,政府都要过问和审批,对资金流向的把控极其严格。

  先斩后奏

  上个世纪末,在华夏大地掀起的国有企业改制浪潮,不可避免地吹到了广东佛山三水区这片面积不大的土地上。国家政策允许竞争性产业的国有企业进行明晰产权的改制,这对李经纬来说,是一个兴奋的消息,因为饮料行业属于竞争性产业,健力宝产权改制符合中央政策。

  1999年,健力宝集团提出股份合作制改革方案,由公司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健力宝集团的国有股份。李经纬向三水区政府开出4.5亿元的价格,在3年内分期付清。这与后来浙江国投的购买方案如出一辙,甚至连价格都一样(4.5亿元的75%为3.375亿元)。

  但是,这个方案遭到了三水区政府的拒绝。后来由第三方投资咨询公司设计的新方案,即李经纬以及管理层持股75%的方案,同样遭到政府的否决。

  2001年夏天,三水区政府为健力宝的改制专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达成的协议是,健力宝一定要卖,但不能卖给李经纬。

  到了11月份,三水区政府以3.8亿元的价格将健力宝100%的股份全数售给新加坡一位商人。气愤的李经纬发起了一场舆论战,在他的策划下,“健力宝民族品牌被贱卖”的报道铺天盖地,这令三水区政府极端被动。新加坡商人不得不退出,三水区政府只好另寻买家。

  2002年1月9日,三水区政府与李经纬达成一纸协议:李经纬可以购买健力宝股权,但是政府只给一个星期时间。不过,刚刚过了5天,三水区政府便通知正在四处筹钱的李经纬:已经决定把健力宝卖给浙江国投。

  一病不起

  李经纬得到通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5日,健力宝《股权转让合同》的签约新闻发布会便在三水健力宝山庄匆匆召开。

  1月24日,李经纬在家中突发脑溢血,从此,他便坐在了轮椅上。2002年10月,轮椅上的李经纬收到通知: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涉嫌贪污犯罪为罪名,罢免李经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李经纬手下的四位副总裁,三人被双规,一人逃到国外。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检察院一直未对李经纬正式提起诉讼。

  吴晓波分析,在2000年前后国企改制的“国退民进”大潮中,很多地方政府在出售企业的时候,大都选择“宁给外人,不给家人”的策略,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担心管理层上下联手难以控制,而卖给外人也可避免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李经纬痛失健力宝的悲剧根源,也许大半正在于此。

  穆旺

  追踪报道

  铁路投资改变了什么?

  铁道部近期敲定的70个新开工重点铁路建设项目名单上,新增批复项目投资规模达1万亿元,仅2009年计划完成铁路建设投资即有6000亿元。

  而在高速铁路、煤运通道、资源开发性西部铁路等25项已开工的重点建设项目上,中央已安排至少150亿元资金投入,并将带动今年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再增加500亿元。

  上万亿元的铁路建设投资,被普遍看做是国内铁路市场进一步开放以及铁路自身改革的重要契机。

  很明显,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增量”式的改革,还是“增量”式的发展,都必然会带来新旧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

  “增量”中的市场开放

  “十一五规划以前,铁路每年的投资一直维持在500亿~600亿元的水平上,2006年增加到1500多亿元,2007年是1770多亿元。”北京交通大学工程管理系主任刘伊生教授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个过程中,铁路建设的市场实际上是在不断开放的。”

  熟悉铁路行业的人都清楚,2005年以前,中国的铁路建设市场几乎是由铁道部直属的中国铁路集团(以下简称“中铁”)和中国铁路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铁建”)一手包揽。从中铁一局到五局,再到为部队复员转业官兵所成立的中铁十局、十一局等,铁路建设领域成为国家政策性就业人口的集中安置区,即使是现在,中铁和中国铁建仍占据着85%以上的铁路建设市场份额。

  2005年前后,国内的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接近尾声,在此领域接受过市场洗礼的中国路桥集团,与当时同属交通部的中国港湾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国港湾”)合并,组成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以下简称“中交建设”),中国港湾在新的中交建设集团里被称为二航局。这个巨无霸般的建设企业开始寻找新的业务机会。

  就在此时,和其他大多数中央企业一样,中铁、中国铁建和中交建设被划归为国资委所有,国家着手研究各自市场的对内开放问题。

  刘伊生指出,在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铁路可以说是技术含量最高的领域,因此,当时对企业资质的审查要求特别严格,其中一项是“必须有从事铁路建设的项目经验”,这无形中为竞争者设计了一个根本迈不过去的门槛。

  后来,经过国家有关部门协商决定,对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建设企业,可以评定其综合资质,从而变相地绕过铁道部的标准。这就为后来包括中建总公司和中交建设等大型建设企业的进入打开了一条道路。

  不过,由于这个市场最终的监管者和投资者还是铁道部,即使是中建或者中交建设这样的特级资质企业,为了分享上万亿元新增项目投资“大餐”,有时仍免不了要接受极低的招标价格。在变相垄断的“中铁时代”,铁道部通过内部清算,以及不时附带的股权投资协议,几乎可以完全消化掉。事实上,股权投资协议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垫资建设。

  至于一般级别的民间建设企业,要么在招标的资质审查关即遭淘汰,要么必须打通一切关系,与中标央企合作以分得一杯羹。除此之外,似乎别无他途。

  “铁路建设的水太深,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曾参与过京沪高铁建设的中交建设一位工程师告诉记者。

  铁路投资被寄予厚望

  从高速公路到房地产,再到铁路建设,十年一个轮回,中国经济增长的题材换了又换,“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几经沉浮。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家通过大规模的高速公路建设投资,试图拉动经济从低谷走出来。

  事实上也做到了这一点:从1998年到2005年,高速公路每年投资都在3000亿到4000亿元,我国的GDP也从7.8万亿元增加到18.3万亿元,7年增长134.6%,年递增19.2%。

  尽管当时公路建设投资并不是拉动经济的唯一力量,但它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1997年我国高速公路仅有4771公里,到2005年底已达4.1万公里,短短9年时间增长了8.6倍,从居世界第39位一下跃至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各地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路桥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地方政府依靠收费收入也自得其乐,而以公路运输为生的中小物流企业,却被挤进了价值链的尾端,以公路出行为主的低收入群体也发现,回家之路变得更为昂贵了。

  在经济增长出现回落迹象的2005年,国家已经启动了铁路建设中长期规划,宣布铁路大规模建设将全面展开。此后两三年,房地产业的风头显然盖过了铁路。

  到了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动荡,外贸出口受阻,房地产业哀鸿遍野,铁路投资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当中来,各级政府都寄希望于铁路大规模的建设投资,能够取代此前高速公路和房地产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于是,多条铁路客运专线建设就在边研究、边实验、边设计、边施工中开工建设,并在中央政府急于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的大背景下,开始实行“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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