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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企业之痛:挣扎在沃尔玛供应链底层

http://www.jrj.com    2008年11月05日 10:34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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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思璟

  “我们这样的小企业,生死就在一瞬间。”

  说这话时,在江苏太仓经营一家玩具加工厂的柏林(化名),深感切肤之痛。上个月,同样是在太仓,他一个朋友的公司刚刚倒闭了,那是一个年销售额达4亿的文具加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几乎全部供应给沃尔玛。

  柏林的工厂也是沃尔玛的供应商之一。如今在他看来,幸运的是,沃尔玛在其销售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最初的30%下降至3%。

  “那时,我们都以和沃尔玛做生意为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句话被柏林重复了五遍。但在沃尔玛全球供应链底层挣扎了4年之后,他已决意退出。

  “4年一个轮回。”这是一个沃尔玛供应商都熟知的“定律”。差别仅在于,死亡或者退出。

  不涨价的沃尔玛

  成为沃尔玛的供应商,柏林从中间商起步。2003年,柏林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玩具贸易公司,主要给一些小玩具厂做代理。

  在沃尔玛的全球供应链中立足之后,柏林开始向制造环节拓展。2005年,通过与一个美国贸易公司合资,柏林在江苏省太仓市开设了一间占地20亩的玩具加工厂。

  柏林回忆说,当时,知道能和沃尔玛“做生意”,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倍儿有面子”。并且,一开始,“沃尔玛提供的价格也算合理”。这一时期,沃尔玛在其“出货”渠道中占到了30%的份额。

  但无论是柏林自己的工厂,还是他“代理”的那些玩具厂,都因为规模过小,在庞大的沃尔玛面前,完全没有议价能力。和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一样,这个小玩具厂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缺乏对外面风雨的抵抗能力,只能随着大环境起起伏伏。

  渐渐的,柏林发现不太对劲了,“人民币天天升值,成本在节节攀升”。而沃尔玛似乎从来没想起过给柏林们涨价。

  作为沃尔玛全球采购总部(直接由其美国总部管理)的供货商,柏林的货款是用美元结算的。而在他的工厂开始运作的2005年,人民币便开始进入升值通道,当年对美元就累计升值2.49%。而截至200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17%。

  “汇率的影响,我们小企业根本没法做对冲,升值幅度有多大,我们受到的影响就有多大。”柏林说。

  成本的上涨,带来了更大的杀伤力。“我自己的厂子生产绘画笔,相关化工原料都与石油涨价直接关联,过去四五年间,塑料、颜料、蜡块涨了80%-200%。”而“代理的那工厂,比如生产木制工艺品的,他们的成本还受木材涨价影响,纸张、木柴等成本涨了50%-120%。”

  在成本暴涨的背景下,“价格不动,就等于降价”,柏林如此总结沃尔玛的进价体系。

  而中间商,也成为对加工企业施压的帮凶。沃尔玛(中国)采购部门一位前负责人钟升对记者称,与“好孩子”这样沃尔玛的“后台加工厂”不同,柏林这种小规模的供货商,一般是还需要通过其它中间商来代理。沃尔玛采购时,即便会向中间商加价,“代理商也可能不加价”。

  钟升表示,柏林的困境还源于“玩具作为可选择性商品,弹性系数较大”,据其介绍,在沃尔玛采购部门,此类“弹性系数大”的商品,与日化等刚性需求的产品,“在待遇上也是有差别的”。

  而在柏林看来,虽然对诸如牙刷厂等供货商,“沃尔玛的价格会随着成本变动”,但沃尔玛可以“把供货商的利润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不客气的说,就是不让你死,也不会让你活得很好。”

  潜规则的代价

  不过,这些还只是“看得见的因素”,柏林表示,当时,真正的负担来自沃尔玛的“商业潜规则”。

  为应对外界对“血汗工厂”的指责,和很多跨国公司一样,沃尔玛采购部门推行了一个FCCA(工厂产量及能力评估)计划,即大部分供货商最为忌惮的“验厂”。在柏林看来,其中蕴含着极大的寻租空间。

  2005年,沃尔玛公布的2004年度供应商社会责任报告显示:审核的近7600家工厂中,20.9%为绿灯,42.6%为黄灯,35.6%为红灯,终止合作关系的为0.9%。

  对此,柏林表示,当时的“验厂”人员,曾对自己和身边的供货商们公然索要回扣,“得什么颜色的灯”,完全是“明码标价”。

  在被问及其为何“行贿”时,柏林激动地表示,“他们验厂时,要求工厂不加班,你觉得,现在的小企业有可能达到这个要求吗?达不到,那就得给钱!”

  正因为如此,柏林表示,2008年初,得知沃尔玛撤掉验货部门,改由第三方的“质量与安全服务机构”验厂时,他和下游的供货商们都很开心。

  柏林还对记者称,在众多零售商中,沃尔玛采购部门人员要回扣是“最凶的”。以其自己的工厂为例,提供给“验厂”、“验货”人员的回扣高达货款10%-15%。而一般小玩具企业的毛利率也就15%上下,“基本上没什么赚头了”。

  不过,对于柏林的说法,熟悉沃尔玛的业内人士均表示“难以想象”,在他们看来,沃尔玛对于员工的“回扣”现象管理严格,“如发现,一律送公安机关处理”。而沃尔玛(中国)公关总监董玉国也对此诧异,并希望供货商能提供“回扣事件”详情,以便追查。

  对此,钟升表示,“沃尔玛内部对回扣是严格禁止的,但是,它管不到合作伙伴的行为。”

  以“质检”为例,诸如“布料的成分,纸巾的荧光度、白度、灰度”等,据一位熟悉沃尔玛系统人士介绍,为避免对每个小供货商分别检测的麻烦,沃尔玛一般请专门的检测机构执行相关标准。

  柏林认定,“潜规则”才是其脱离沃尔玛体系的真正原因。2005年后,柏林开始主动调整渠道份额,对沃尔玛的供货比例也“直接从30%多下降到3%不到”。

  无法摆脱的困境

  但作为一家“没有政策支持、没有融资渠道、没有核心技术”,规模不过数千万人民币小企业,即使摆脱了对沃尔玛的依赖,仍难改变“弱势”身份。

  柏林坦言,“从去年8月到现在,我的同行死了40%,十家就倒了四家”。在他看来,他和他的同行们,有着三重无法摆脱的困境。

  “多种质量检验”首当其冲。2007年后,针对中国玩具商们的产品质量检测变得更加严格。

  “客户一般会指定第三方的检测公司来进行质量检测,但每个客户指定的公司不同,他们彼此间的标准也不统一”。更大问题在于,此前,针对出口产品,中国海关部门已有指定的质检机构。

  “重复检测”,显然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柏林举例称,“往往一笔数万美元的货物,检测费用就须耗费数万人民币”。“有时,挥发性的产品,如儿童绘画颜料笔等,产品有效期仅半年,而等待检测结果就要一个多月”。

  “为什么有关部门,不与专业的境内外第三方检测企业合作,建立一个有效、双方认可的沟通机制,节约一些重复的费用和时间呢?”柏林说。

  对新劳动合同法某些具体做法,柏林也有疑问。

  进入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根据太仓当地下发的通知,柏林需为其工厂的员工们缴纳80%的“三险一金”,另外的20%,由工人自己出。

  柏林对记者表示,按法规缴纳上述费用,是非常合理的要求,对企业稳定工人流动也有好处。但按当地法规,工人离开时,只能提取本人缴纳的20%,企业的80%只在当地才能使用。“有几个打工者会在这里安家落户呢?厂里的女孩子,到了20岁就都匆匆回老家嫁人了”,“这令我感觉钱白交了”。

  而目前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在柏林看来,对企业的困境也无济于事。10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宣布,适当调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玩具的出口退税提高了3%,至14%。

  “为什么不是直接降税呢?这样有利于我们开拓国内市场。我们一直想做这个市场。”柏林说。

  采访结束后,在记者参观玩具车间时,柏林指着忙碌着的工人说:“我们这样的厂子,完全环保,也能创造就业机会,如果要淘汰的话,应该和那些污染环境的制造企业有所区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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